病媒生物防治专家汪诚信:与老鼠“结缘”64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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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8-13 22:23

到2019年,汪诚信和老鼠已经打了64年的交道。回首一个甲子的“斗鼠”之路,他表示,“灭老鼠,要把得住方向、顶得住困难、耐得住寂寞、经得起冷落。”

结缘:“一条斜路走到黑”

“缘分”——药学院药物化学系毕业的本科生,为什么竟然跟老鼠打了一辈子交道,耄耋之年的汪诚信用这样两个字给出了答案。早在2009年,他就给自己的第二本文集起名为《我与老鼠有缘》,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时光。

60多年的“斗鼠”故事,缘起偶然。汪诚信出生在江西贵溪县,当医生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,他却一心想学工。最后折中,报考了医学院的药物化学专业。

1955年,汪诚信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毕业。虽然认定“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,但当分配名单公布,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长春鼠疫防治所,他还是感到不知所措。专业对不对口、自己去了能干什么,发展前景如何,一片茫然。待到报到后,才发现事出有因。

鼠疫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甲类传染病。建国初期,鼠疫流行未熄,潜在巨大健康威胁,防控任务极其紧迫。在世界范围内,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的全球大流行,其中一次将欧洲人口消灭了三分之一。我国的鼠疫流行也曾一次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。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要控制鼠疫,控制鼠疫需要灭鼠,灭鼠要用灭鼠药,用灭鼠药需要懂药的人。鼠疫防控和懂药的人就这样连在了一起。

但问题随之而来。“我学的是合成治病的药,这里用的却是要命的药。”刚开始,汪诚信内心是矛盾的。但他转念一想,总不能当逃兵,自己不改行让别人改行。“干!”决心一下,他就再没离开过。

中间也不是没有改行的机会。1956年,解放后首次大张旗鼓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媒体上对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的现象纷纷曝光、批评。其间,《健康报》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,批评药科毕业生分配不当,文中举的第一个实例就是汪诚信。《健康报》是卫生部机关报,意见很有分量。防治所领导见报后,已经做好批准他调离的准备。没想到,汪诚信交上去的不是调离报告,而是将爱人调到长春来的申请。“我那时已经进入了角色,认识到灭鼠工作的重要性,认识到无论什么专业毕业,搞灭鼠都需要改行,既然我走了还要有人来改行,不如我‘既来之,则安之’,挑起这副担子。”

1957年,汪诚信随长春鼠疫防治所一起进入了卫生部北京流行病研究所。研究所理化室缺人,领导征求他意见,是否想归队搞老本行。了解到理化室主要是实验室工作,不需要去现场,汪诚信还是选择了医学昆虫室。

1970年,结束8个多月的“五七”干校生活,汪诚信回所时恰逢所内业务人员重新定岗。已经深陷“灭鼠”泥潭的汪诚信毫不犹豫,打定主意要“一条斜路走到黑”。

在很多人看来,搞灭鼠, 鼓捣“耗子药”,是件没出息的事,要不胸无大志得过且过,要不就是没有能耐的无奈之举。作为学科,灭鼠不是热门,不被重视,坚持钻研的人少,汪诚信却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六十多年。汪诚信说,其间也会有迷茫、有失落,但自己从未后悔过。

向老鼠学  到现场去

下决心搞灭鼠不容易,真正能把事干出名堂,对于“半路出家”的汪诚信,更是非常不容易。知己知彼、方能百战不殆,汪诚信决定“向老鼠学”。

青海门源鼠疫区开展调研工作(图中左二为汪诚信)

第一次去草原疫区,为了近距离观察黄鼠对不同食物的态度,汪诚信找来一个大柳条筐,把一米多高的筐倒扣在离洞口不远的草地上。大清早,老鼠还没出洞时,他就猫身钻进去,从筐缝中向外观察,一次就是五六个小时。“这个办法很笨但很灵,黄鼠对柳条筐这个庞然大物,半个小时就适应了,照常活动”。通过这个笨办法,他了解到了不同黄鼠个体对鼠夹、毒饵的反应,以及对不同食物的取食情况。

参加工作头10年,汪诚信接触过的鼠类除大、小白鼠、家兔等实验动物外,有褐家鼠、小家鼠、黄胸鼠、达乌尔黄鼠、喜马拉雅旱獭、黑线姬鼠、大仓鼠、背纹仓鼠、五趾跳鼠、三趾跳鼠、草原鼢鼠等;试验现场分布在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、北京、云南、河北等;鼠密度调查方法用过鼠夹法、弓形夹法、鼠笼法、堵洞掘开法、线路法等;接触过的灭鼠剂包括碳酸钡、亚砷酸、安妥、普罗米特、磷化锌、黄磷等,前前后后试验了上千种药。

“参加工作前20年,现场工作主要靠两条腿。”汪诚信回忆说,一是为了测量距离和面积,锻炼走标准步,每小时走6公里,每135步走100米。草原上的电线杆,每50米一根,是练步的绝佳标尺。二是,草原上毒饵灭鼠,拉大网前进,人距5-10米,日行25-30公里,步行是基本功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,借鉴国外经验,我国开始在黄鼠鼠疫源地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。1966年,汪诚信赴内蒙古红星牧场开展灭鼠试点,并担任其中一个灭鼠工作队队长。他领着20个民工在4000公顷土地上往复来回,消灭黄鼠,目标是在100天内达到任选10公顷不超过一个老鼠,也就是说150亩地里面只可以有一只老鼠,有2只就是不合格,就得返工。“那时候,大家除了刮大风下雨天天干,每四个星期就会穿破一双解放鞋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鼠密度下降,实现了既定目标。

由于工作关系,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,汪诚信多次奔赴青藏高原,好几次一去就是半年。在青藏高原夜宿帐篷,春天时外面零下10度,帐篷里零下9度。天气太冷,只能往被子上压东西。1967年的中秋夜,大雪甚至把帐篷都压塌在他的棉被上。

常年奔波在外,生活条件艰苦是常事。有一年在宁夏,每顿吃的都是盐水泡韭菜,没有一滴油,以至于后来汪诚信很长时间见了韭菜就恶心。粮食有细沙,做出来的主食不敢咬到底,轻轻咬一下就往下咽。饭里吃出苍蝇,挑出来扔掉后照常吃。

风餐露宿,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危险和意外:狼、毒蛇、蚂蝗,汪诚信都曾面对面遭遇过。骑马遇到3次,步行遇到5次,对于如何应对狼,汪诚信很有心得:“狼很聪明,看到你有铁锹,离你100米;看到你空手,离你50米。你进它退,你走它跟,保持安全距离。只要镇定,单人单狼没有问题。”在云南疫区,遇到毒蛇次数较多。有一次晚上上床时,竟然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蛇盘爬在被子上。遭受旱蚂蝗的侵犯,也不下20次。“就是出点血罢了,也没什么。”汪诚信笑着说。

“我到过大部分疫区,经受过白毛风的锻炼,体验过摔马、翻车的滋味。“汪诚信回忆,自己骑马摔过二、三十次,最严重的一次是左臂骨裂;在青海湖边,乘坐的卡车侧翻到沟里,好在没有大碍; 在天津郊区乘坐的小汽车滑进水沟边、撞到树上,他人没事,只是车不行了。“总之,命大福大,化险为夷。”汪诚信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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